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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世界秩序的重建——从亨廷顿到费孝通

时间:2015-02-13 来源:

两种文化思想

我们讨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同时,又不得不提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世界秩序重建”的理论。他们两人的上述思想同时出现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在那个年代出现的最大事件,首先是苏联的解体,然后是全球化发展的加强,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即由意识形态的对抗转化为“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出版的一本专著,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强调了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关注。他指出:“文化长期以来曾一直为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同时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22种不同的文字,书中的许多观点被不同国家的人广泛地讨论。亨廷顿的学术研究成果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制定起到了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说亨廷顿是从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开始注意到文明冲突,费孝通先生却是从全球化的角度关注到了文明的共存问题。为此他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讲话。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描绘的是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忧虑,尤其是对西方文明未来发展的忧虑:一个崛起的东亚地带,一个崛起的中华民族,还有充满着矛盾与战争的伊斯兰国家,这是一幅具有西方思维特点的世界图景。而在费孝通“十六字箴言”和其文化自觉思想中所希望表达的,是一种“和而不同”、多元文化互动的世界图景。

一位是西方学者,一位是东方学者,正因为思维方式不一样,文化的立足点也不一样,虽然同样都谈到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需要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但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冲突,一个强调的是文明的共存;一个强调的是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来规范和统一世界不同文明间的矛盾,另一个强调的则是通过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以及相互欣赏、尊重来解决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世界秩序。这两种角度和思维方式都重要,但相比之下,费孝通的思想更加柔和及富有弹性,对世界未来的和平发展更有建设性。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在国际上已经广为人知,对美国政府制定外交及经济发展的策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倡文明共存和文化自觉时,中国还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关注,但并没有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太多注意。

目前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的问题开始突显,传统价值观解体所带来的后果是传统道德体系的动摇以及各种价值取向的争锋,最近还出现了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如何与世界对话、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等新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我们重温费孝通的相关学术思想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

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学术界被称为费孝通“十六字箴言”。这十六个字对于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这些国家、民族、地区如何相互理解与对话,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里笔者以费孝通先生自己的话来理解这“十六字箴言”,这里的“美”是“美好社会”的意思。费孝通先生说:“‘美好社会’的内涵是各群体从不同客观条件下取得生存和发展的长期经验中提炼出来,在世世代代实践中逐步形成,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所以,不同的群体对‘美好社会’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各自肯定群体共同认可和相互督促的理想。”

各美其美

在群体能够在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下生存和发展时,各个不相关联的群体尽可以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建立,互联网、卫星通讯的传播,使得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国家的人们成为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于是,不同国家、不同群体间相互隔绝的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了,它们之间的接触、交流以至融合已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还是只知道“各美其美”,或强制别人“美我之美”,世界就有发生战争的危险。

全球化肇始于16世纪,从那时开始,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带来的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原来分布在五大洲广大地域的无数人类群体从此不再相互隔绝、各自为生了。但是他们在这500年里,并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秩序,使人们能同心协力形成一个人类共同认可的美好社会。相反,从海上掠夺、武装侵略、强占资源开始,进而建立殖民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世界形成了以强制弱、争霸天下、战争不绝的形势。

这样的全球扩张,发展到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但在20世纪以前,世界规模的战争是没有过的。费老说过:“进入20世纪之后,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已经联系得休戚相关,如此密切,甚至可以在世界规模上用枪炮来对话了。战争固然出于对抗,对抗却也是一种难解难分的联系。对抗不仅表示了联系,并且也总是以加强联系为终结而终于导致联合。”因此,他常常把20世纪看成是战国时代,是在“各美其美”的时代中,被人逼迫“美我之美”的结果。

美人之美

费孝通说:“我曾经把20世纪的人类历史比喻为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也许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是其中包含着的一个暗示,我认为还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过程。”“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前出现的群雄争霸,导致了秦朝的大一统局面,形成了当前中国统一体的核心。从这点上来看20世纪,我领会到,在世界大战中提出的‘世界一体’绝非偶然,它也许是合乎逻辑地指出,群雄争霸的20世纪已为人类向全球性大社会的方向发展做出了开导,准备了条件。”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20世纪的战争与对抗为今天的全球化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出现了人类可以自我毁灭的武器,如果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未来的世界不仅是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就是从政治上来讲,虽然存在着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甚至不同发展模式的冲突,但大的趋势还是要走向和平共处。在外交上,各国政府必然要采取更加文明、理性与温和的态度,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更多的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不仅是竞争,而且是互动和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的文化态度作为基础。

费孝通先生在这里讲的“美人之美”,就是要看到不同文化的长处,要善于尊重和欣赏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这就需要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理解。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做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同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生物圈的健康平衡需要物种的多样性与基因的互动来保持,同样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多样性的文化和群体经验及智慧来支持,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世界不同国家的人类学者所持的基本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只要我们在认识上能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许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但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他说:“我总是认为各群体间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存在一些差别不应成为群体冲突和战争的根据。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

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和平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在群体间尚没有通过长期的交流达到自觉的融合之前,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和平共处并逐步发展,为进入融合一致的大同世界准备条件。

这些作为群体之间共处的基本守则,是为一个完全繁荣的全球大社会的形成做出必要的准备,也是避免在这大社会形成之前,人类历史进程受到灾难性的挫折,而倒退回到不文明的状态,甚至使人类让出其主持这个地球发展的地位。

在这里,费孝通先生看到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经济的一体化,还需要有一套人类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理念和秩序,其实也就是一种新的普适性的价值观。所以他呼唤新的孔子的出现,当年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秦汉时代的大一统提出了新的理念与社会秩序。

当然这个时代的孔子,并不是指某个人,也许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来共同完成这一任务。所以,他说:“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

他认为,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能够明确地、圆满地、有说服力地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关于不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处的问题。不管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同样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不是哪个单一的国家、民族或文明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都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这需要有一个群体来开一代新风,还需要有文化的底蕴来支持。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上缺少创新,在思想理论上也没有对世界的发展有所贡献。在世纪转折之交,在人类文化需要大同或和而不同的时候,中国人是否有这种能力在挖掘中国古代资源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作出新的贡献?费孝通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在文章中写道:“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在这个问题上,费孝通先生尤其关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共同生活,导致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章叫《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这里他看到了不同的民族文化是如何在大中华的理念中做到“和而不同”的。所以他说:“‘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这种“和而不同”的状态,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人们的理想。但是要让地球上的各种文明、各个民族、族群的亿万民众,都能认同和贯彻这个理想,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如何才能在世界上达到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费孝通先生开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文化自觉”。

费孝通“十六字箴言”的现实意义

以往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和国际威望,但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未必!上世纪的70年代,中国比现在穷得多、落后得多,但当时中国几乎是被第三世界国家抬着进了联合国。那是因为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主张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合作关系;另外,毛泽东所提出的第三世界的理论,团结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联合国时,赢得了多数国家的支持。

但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朋友反而少了。现在和我们发生南海争端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还有和我们争钓鱼岛的日本,在古代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可以说都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按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他们应属于中国的同盟国,因为我们之间的文化认同和历史渊源要远远近于美国,但他们却成了美国的附属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这是为什么?

表面看起来这是经济的原因,因为他们想抢占我们的海上资源;但细究起来,会不会还有文化上的因素?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在历史上我们虽然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但现在却淡远了。

我们还能不能像当年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一样,提出一个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外交原则,然后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表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一新的原则可不可以就用费先生提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箴言?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用这十六个字告诉所有的国家,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但也需要尊重其他的文化,理解其他的文化,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文明对话,以理性的、温和的、相互包容的态度来共处。因为仅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避免战争,避免生灵涂炭,避免地球毁于一旦。这是一条和平之路,这是一条各个国家互惠共赢之路。新的世界需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一新的世界秩序必须要建立在每个国家都愿意遵守的、对每个国家都有利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这十六字箴言,可以被世界许多国家认同,并达到如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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