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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苏格拉底——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时间:2015-02-13 来源:

 公元前399年春夏之交某一天,雅典城内,当政的民主派组成一个五百零一人的法庭,审理一个特别的案件。被告是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此时年已七十,由于他常年活动在市场、体育场、手工作坊等公共场所,许多市民都熟悉他。审理在当天完成,结果是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怪诞的一页,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劝说同胞过更好的生活,就被同胞杀害了。雅典是哲学的圣地,但看来不是哲学家的乐园,出身本邦的哲学家只有两个,苏格拉底被处死,年轻的柏拉图在老师死后逃到了国外。这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一个人宁死不放弃探究人生真理的权利,为哲学殉难,证明了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度。正因为出了苏格拉底,雅典才不愧是哲学的圣地。

多亏柏拉图的生花妙笔,把当年从审判到执行的整个过程栩栩如生地记述了下来,使我们今天得以领略苏格拉底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哲人风采。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十年,当时二十八岁,审判时在场,还上台试图为老师辩护,法官嫌他年轻把他轰了下来。评家都承认,柏拉图太有文学才华,记述中难免有虚构的成分。他大约早就开始记录老师的言论,据说有一次朗读给苏格拉底听,苏格拉底听罢说道:“我的天,这个年轻人给我编了多少故事!”尽管如此,评家又都承认,由于他自己是大哲学家,能够理解老师,他的证词远比色诺芬所提供的可靠。色诺芬也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毫无哲学天赋,审判时又不在场,老师死后,深为扣在老师头上的两个罪名苦恼,要替老师洗清,在回忆录中把苏格拉底描绘成一个虔敬守法的平庸之辈。英国学者伯奈特说:“色诺芬为苏格拉底做的辩护实在太成功了,如果苏格拉底真是那个样子,就决不会被判死刑。”英国哲学家罗素仿佛从中吸取了教训,表明态度:“如果需要让人复述我的话,我宁愿选一个懂哲学的我的死敌,而不是一个不懂哲学的我的好友。”不过他倒不必有这个担忧,因为苏格拉底述而不作,他却惊人地多产,别人哪里还有复述的机会。

现在,我们主要依据柏拉图的记述,在若干细节上参考色诺芬的回忆,来察看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原告有三人。跳在台前的是无名诗人美勒托,长一根鹰钩鼻,头发细长,胡须稀疏,一看就是个爱惹是生非的家伙。还有一个无名演说家,名叫莱康。实际主使者是皮匠安尼图斯,一个活跃的政客,终于当上了民主政权二首领之一。他的儿子是苏格拉底的热心听众,常常因此荒废皮革作业,使他十分恼火。在他政坛得势之后,苏格拉底曾挖苦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让儿子做皮匠了吧。”更使他怀恨在心,遂唆使美勒托提起诉讼。事情的起因看上去小得不能再小,似乎是个别人泄私愤,何以竟能够掀起若大波澜,终于要了苏格拉底的命?

其实,安尼图斯之流恼恨苏格拉底,多少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情绪。苏格拉底喜在公共场所谈论哲学,内容多为质疑传统的道德、宗教和生活方式,听众又多是像安尼图斯的儿子这样的青年。雅典的市民是很保守的,只希望自己的孩子恪守本分,继承父业,过安稳日子。像苏格拉底这样整天招一帮青年谈论哲学,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就已经是败坏青年了,因此,一旦有人告状,他们很容易附和。当然,把一个哲学家——不管是不是苏格拉底——交给几百个不知哲学为何物的民众去审判,结局反正凶多吉少。

苏格拉底之处于劣势,还有一层原因,便是在场的审判员们早在年少时就听惯流言,形成了对他的成见。他对此心中有数,所以在申辩一开始就说,那些散布流言的人是更可怕的原告,因为他们人数众多,无名无姓,把他置于无法对质却又不得不自辩的境地。他说他只知道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他未点名,不过谁都明白是指阿里斯托芬。二十四年前,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云》中把苏格拉底搬上舞台,刻画成一个满口胡诌天体理论的自然哲学家和一个教青年进行可笑诡辩的智者。在观众心目中,前者所为正是不敬神,后者所为正是败坏青年,二者合并成丑化了的苏格拉底形象。真实的苏格拉底恰与二者有别,他把哲学从天上引回了人间,从言辞引向了实质,但观众哪里顾得上分辨。苏格拉底是阿里斯托芬的朋友,当年喜剧上演时,他还去捧场,台上的苏格拉底出场,观众席上的他凑趣地站起来亮相,实在憨得可以。他和阿里斯托芬大约都没有料到,爱看戏不爱动脑子的老百姓会把戏说当真,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终于弄到使他有口莫辩的地步。

平心而论,在审判之初,无论三个原告,还是充当判官的民众,都未必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他们更希望的结果毋宁是迫使苏格拉底屈服,向大家认错,今后不再聚众谈论哲学,城邦从此清静。可是,苏格拉底仿佛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偏不示弱,以他一向的风格从容议论,平淡中带着讥刺,雄辩而又诙谐。这种人格上和智力上的高贵真正激怒了听众,他申辩时,审判席上一阵阵骚动,矛盾越来越激化。

苏格拉底大约一开始就下定了赴死的决心。美勒托准备起诉的消息传开,有同情者见他毫不在乎,行为无异于往常,便提醒他应该考虑一下如何辩护,他回答:“难道你不认为我一生都在做这件事,都在思考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在实行正义和避免非正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做吗?”他的确用不着准备,只须在法庭上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就行了。当然,他完全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他比原告和法官更清醒地预见到了结局,审判实质上是遵照他的意志进展的。他胸有成竹,一步步把审判推向高潮,这高潮就是死刑判决。

按照程序,审判分两段。第一段是原告提出讼词,被告提出辩护,审判员投票表决是否有罪。在这一段,苏格拉底回顾了自己从事街头哲学活动的起因和经历,断言这是神交给他的使命。人们的愤恨本来集中在这件事上,倘若他想过关,至少该稍稍显示灵活的态度,他却一点余地不留,宣布道:“神派我一生从事哲学活动,我却因怕死而擅离职守,这才荒谬。雅典人啊,我敬爱你们,可是我要服从神过于服从你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放弃哲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牛虻,其职责是不停地叮咬人们,唤醒人们,使人们对专注于钱财和荣誉、不在意智慧和灵魂的生活感到羞愧。

原则不肯放弃,还有一个方法能够影响判决。按雅典的惯例,被告的妻儿可以到庭恳求轻判,这种做法往往有效。苏格拉底有妻子,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还年幼,但他不让他们到庭。他不屑于为此,讽刺说:“我常见有声望的人受审时做出这种怪状,演这种可怜戏剧,他们是邦国之耻。”

投票的结果是以二百八十一票比二百二十票宣告他有罪。票数相当接近,说明在场不少人还是同情他的。审判进入第二步,由原告和被告提议各自认为适当的刑罚,审判员进行表决,在二者中择一。美勒托提议判处死刑。苏格拉底说:“我提议用什么刑罚来代替呢?像我这样对城邦有贡献的人,就判我在专门招待功臣和贵宾的国宾馆用餐吧。”说这话是存心气人,接下来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每日讨论道德问题,省察自己和别人,原是于人最有益的事情。可是,一天之内就判决死刑案件,时间太短,我已无法让你们相信一个真理了,这个真理就是“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

要逃避死刑,有一个通常的办法,就是自认充分的罚款。只要款额足够大,审判员往往宁愿选择罚款而不是死刑。说到这一层,苏格拉底表示,他没有钱,或许只付得起一个银币。这是事实,他荒废职业,整日与人谈话,又从不收费,怎能不穷。不过,他接着表示,既然在场的柏拉图、克里托等人愿为他担保,劝他认三十个银币,他就认这个数吧。这个数也很小,加上他的口气让人觉得是轻慢法庭,把审判员们有限的同情也消除了。人们终于发现,最省事的办法不是听他的劝反省自己,而是把这个不饶人的家伙处死。

判决之后,苏格拉底作最后的发言,他说:我缺的不是言辞,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说你们爱听的话。你们习惯看到别人这样,但这种事不配我做。“逃死不难,逃罪恶难,罪恶追人比死快。我又老又钝,所以被跑慢的追上,你们敏捷,所以被跑快的追上。我们各受各的惩罚,合当如此。”然后,又以他特有的反讽委托判官们一件事:“我儿子长大后,如果关注钱财先于德行,没有出息而自以为有出息,请责备他们,一如我之责备你们。”这篇著名辩词用一句无比平静的话结束:“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每年的德利阿节,雅典政府要派出朝圣团乘船渡海,去阿波罗诞生地德洛斯祭祀,法律规定朝圣团未返回就不得行刑。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船出发的第二天进行的,因此他必须在监狱里等候一些日子。趁着船没有回来,让我们就近观察一下这位哲学家,回顾一下他的身世和行状。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奇特长相。虽然他生在雅典,却完全不像是一个希腊人。他有一张扁平脸,一个宽大的狮鼻,两片肥厚的嘴唇。这张脸丑得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一个会看相的异邦人路过雅典,看见了他,当面说他是一个怪物。他有一个大肚子,但身体壮实,与人谈话时总是侧低着头,目光炯炯,像一头公牛。

他出身贫贱,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接生婆。子承父业,他自己年轻时也以雕刻为业,据说雅典卫城入口处的美惠女神群像就是他的作品。不过,他对这门行业颇有微词,嘲笑雕刻匠尽力把石块雕刻得像人,在自己身上却不下功夫,结果使自己看上去像是石块而不是人了。为了维持起码的生计,他大约仍不免要雕刻石块,但更多的时候干起了雕刻人的灵魂的行当。在相同的意义上,他还继承了母业,乐于做思想的接生婆。

不像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抱定独身主义,他在婚姻问题上倒是随大流的,而且娶了两个老婆。第一个老婆克珊西帕为他生有一子,后来,据说是因为战争,雅典人口锐减,当局允许讨小老婆,他又娶法官的女儿密尔多,再得二子。克珊西帕是有名的泼妇,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是,一次苏格拉底在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克珊西帕又把一盆脏水扣在他的头上,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自嘲道:“我不是说过,克珊西帕的雷声会在雨中结束?”他如此解释与悍妇相处的好处:一旦驯服了烈马,别的马就好对付了;与克珊西帕在一起,他学会了调整自己,从而可以适应任何人。其实他心里明白,和他这样一个不顾家计的人过日子,当妻子的并不容易,所以常常在挨骂后承认骂得有理。他是通情达理的,大儿子忍受不了母亲的坏脾气,向他抱怨,他总是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好言规劝。

苏格拉底的家境必定十分清贫。他在法庭上说:“多少年来,我抛开自己的一切事务,只为你们忙,不取报酬,我的贫穷就是证据。”这一点无可怀疑。他自称“业余哲学研究者”,与人谈话只是出于爱好,任何人想听就听,自己不要老师的身份,所以也就不收费。当时一班智者靠哲学赚钱,他对此感到震惊,说自称教导德行的人怎么能索取金钱为报酬。他也决不收礼,认为一个人从任何人收取金钱,就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主人,把自己变成了奴隶。对于来自显贵和国王的邀请及礼物,他一概拒绝。一个有钱有势的崇拜者要送他一大块地盖房,他问道:“假如我需要一双鞋子,你为此送给我一整张兽皮,而我竟然接受,岂不可笑?”其实他连鞋子也不需要,无论冬夏都光着脚丫,穿一件破衣。这也许有穷的原因,但更多是为了锻炼吃苦耐劳的能力。

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创立犬儒哲学,主张把物质需要减到最低限度,以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这个思想实际上肇始于苏格拉底。他常说,别人是为了吃而活,他是为了活而吃。他偶尔也出席朋友们的宴会,而且酒量无敌,但平时节制饮食,讨厌大吃大喝。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女巫喀耳刻用巫术把俄底修斯的同伴们变成了猪,他提出歪解:喀耳刻是通过大摆宴席把人变成猪的。有一天,他逛雅典市场,看完后叹道:“原来我不需要的东西有这么多啊!”智者安提丰问他:“哲学家理应教人以幸福,你却吃最粗陋的食物,穿最褴褛的衣服,岂不是在教人以不幸吗?”他答道:“正相反,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于神。”

不过,他虽然鄙视物质,却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其实二者都是为了做身体的主人,使它既不受物欲牵制,又能应付严酷的环境。每天早晨,他都去体育场锻炼,身体健壮超于常人。雅典流行好几场瘟疫,他是唯一没有被感染的人。他的后半生在长达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度过,参加过三次战役,他的强壮体魄——当然,还有他的勇敢——在战争环境中显出了优势。据当时与他一起参战的青年阿尔基比亚德回忆,他的身体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食品匮乏时比谁都能忍饥,供应充足时又比谁都吃得多。酷寒中,别人皆以毛毡裹身,他却光脚走在冰上。一次战败,全军溃逃,只有他一人从容撤退。他是重装步兵,身上挂满辎重,“昂首阔步,斜目四顾”,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敌人也就不敢惹他。他还单独杀进重围,救出受伤的阿尔基比亚德,事后颁奖,又把奖章让给了阿尔基比亚德。

作为一个哲学家,苏格拉底抱定宗旨,不参与政治。然而,一旦违心地被卷入,他必站在一个正直公民的立场上坚持正义。六十三岁时,他曾代表本族人进入元老院,且在某一天值班当主席。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做“官”。当时,雅典海军打了一个胜仗,撤退时,因狂风突起,未能收回阵亡士兵的尸体,人民群情激愤,要求集体判处为首的十将军死刑。就在他当主席的那一天,这个提案交到法庭,他冒犯众怒予以否决。可惜第二天别人当主席,十将军仍不免于死。若干年后,僭主上台,命他和另外四人去捉一个富翁来处死,别人都去了,唯有他抗命。

由上面勾画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具有自制、厚道、勇敢、正直等种种一般人也都称道的美德,这样一个人应该是人缘很好的。最后竟至于遇难,看来只能归因于他喜谈哲学了,似乎全是那张嘴惹的祸。那么,我们且看那张嘴究竟说了些什么,会惹下杀身之祸。

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到地上来的人,他使哲学立足于城邦,进入家庭,研究人生和道德问题。这个评价得到了后世的公认。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戈拉,关心的是宇宙,是一些自然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据他自述,他年轻时也喜欢研究自然界,后来发现自己天生不是这块料。所谓不是这块料,大约不是指能力,应是指气质。他责问那些眼睛盯着天上的人,他们是对人类的事情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呢,还是完全忽略了。他主张,研究自然界应限于对人类事务有用的范围,超出这个范围既不值得,也不应该。之所以不应该,是因为人不可去探究神不愿显明的事,违背者必受惩罚,阿那克萨戈拉就因此丧失了神智。

苏格拉底的思想发生根本转折,大约是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他在申辩中谈到了转折的缘由。有一回,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凯勒丰去德尔斐神庙求神谕,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神谕答复说没有。他闻讯大惊,认为不可能,为了反驳神谕,访问了雅典城内以智慧著称的人,包括政客、诗人、手工艺人。结果发现,这些人都凭借自己的专长而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很无知。于是他明白了:同样是无知,他们以不知为知,我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比他们智慧。由此进一步悟到,神谕的意思其实是说:真正的智慧是属于神的,人的智慧微不足道,在人之中,唯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才是智慧的。从此以后,他便出没于公共场所,到处察访自以为智的人,盘问他们,揭露其不智,以此为神派给他的“神圣的使命”。“为了这宗事业,我不暇顾及国事家事;因为神服务,我竟至于一贫如洗。”而一帮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也追随他,效仿他这样做,使他得了一个蛊惑青年的坏名声。

苏格拉底盘问人的方式是很气人的。他态度谦和,仿佛自己毫无成见,只是一步一步向你请教,结果你的无知自己暴露了出来。这往往使被问的人十分狼狈。欣赏者说,他装傻,其实一大肚子智慧。怨恨者说,他是虚假的谦卑。常常有人忍无可忍,把他揍一顿,甚至扯掉他的头发,而他从不还手,耐心承受。最气人的一点是,他总是在嘲笑、质问、反驳别人,否定每一个答案,但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拿出一个自己的答案来。确有许多人向他提出了这一责备,并为此发火。他对此的辩解是:“神迫使我做接生婆,但又禁止我生育。”这一句话可不是自谦之词,而是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哲学的功能的看法。

上面说到,苏格拉底是从自知其无知开始他特有的哲学活动的。其实,在他看来,一切哲学思考都应从这里开始。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这是爱智慧的起点。对什么无知?对最重要的事情,即灵魂中的事情。人们平时总在为伺候肉体而活着,自以为拥有的那些知识,说到底也是为肉体的生存服务的。因此,必须向人们大喝一声,让他们知道自己对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一无所知,内心产生不安,处于困境,从而开始关心自己的灵魂。“认识你自己”——这是铭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一句箴言,苏格拉底用它来解说哲学的使命。“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你的灵魂,因为“你自己”并不是你的肉体,而是你的灵魂,那才是你身上的神圣的东西,是使你成为你自己的东西。

灵魂之所以是神圣的,则因为它是善和一切美德的居住地。因此,认识自己也就是要认识自己的道德本性。唯有把自己的道德本性开掘和实现出来,过正当的生活,才是作为人在生活。美德本身就是幸福,无需另外的报偿。恶人不能真正伤害好人,因为唯一真正的伤害是精神上的伤害,这只能是由人自己做的坏事造成的。在斯多噶派那里,这个德行即幸福的论点发展成了全部哲学的基石。康德用道德法则的存在证明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立法,进而证明作为灵魂的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个思路也可在苏格拉底那里找到渊源。

人人都有道德本性,但人们对此似乎懵懂不知。苏格拉底经常向人说:让一个人学习做鞋匠、木匠、铁匠,人们都知道该派他去哪里学,让一个人学习过正当的生活,人们却不知道该把他派往哪里了。这话他一定说过无数遍,以至于在三十僭主掌权时期,政府强令他不许和青年人谈论,理由便是“那些鞋匠、木匠、铁匠什么的早已经被你说烂了”。其实他是在讽刺人们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在他看来,该去哪里学习美德是清清楚楚的,无非仍是去自己的灵魂中。原来,灵魂中不但有道德,而且有理性能力,它能引领我们认识道德。人们之所以过着不道德的生活,是因为没有运用这个能力,听任自己处在无知之中。在此意义上,无知就是恶,而美德就是知识。

至于如何运用理性能力来认识道德,苏格拉底的典型方法是辩证法,亦即亚里士多德视为他的主要贡献的归纳论证和普遍性定义。比如说,他问你什么是美德,你举出正义、节制、勇敢、豪爽等等,他就追问你,你根据什么把这些不同的东西都称作美德,迫使你去思考它们的共性,寻求美德本身的定义。为了界定美德,你也许又必须谈到正义,他就嘲笑你仍在用美德的一种来定义整个美德。所有这类讨论几乎都不了了之,结果只是使被问者承认对原以为知道的东西其实并不知道,但苏格拉底也未能为所讨论的概念下一个满意的定义。从逻辑上说,这很好解释,因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关系中被界定,并不存在不涉及其他概念的纯粹概念。但是,苏格拉底似乎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概念,至少存在着纯粹的至高的善,它是一切美德的终极根源和目标。

现在我们可以解释苏格拉底式辩证法的真正用意了。他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人心固有向善的倾向,应该把它唤醒,循此倾向去追寻它的源头。然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便会发现人的理性能力的有限,不可能真正到达那个源头。只有神能够认识至高的善,人的理性只能朝那个方向追寻。因此,苏格拉底说:唯有神是智慧的,人只能说是爱智慧的。不过,能够追寻就已经是好事,表明灵魂中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爱智慧是潜藏在人的灵魂中的最宝贵特质,哲学的作用就是催生这种特质。这便是苏格拉底以接生婆自居的含义。但哲学家不具备神的智慧,不能提供最后的答案,所以他又说神禁止他生育。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普遍性定义究竟是观念还是实存,他所说的神究竟是比喻还是实指,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在我看来,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也无意分得太清。他真正要解决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即怎样正当地生活。宗教家断言神的绝对存在,哲学家则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否存在,我们都要当作它是存在的那样生活,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现在让我们回到被判了死刑的苏格拉底身边,他已经在狱中呆了快一个月了。在此期间,他生活得平静而愉快,与平时没有一点不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日,他还突发了文艺的兴趣,把伊索寓言改写成韵文,写了一首阿波罗颂诗。许多富裕朋友想出资帮助他逃亡,均被拒绝,他问道:“你们是否知道有什么死亡不会降临的地方?”一个崇拜者诉说:“看到你被这样不公正地处死,我太受不了。”他反问:“怎么,难道你希望看到我被公正地处死吗?”

监禁第二十八天,有人看见那艘催命船已经开过了附近一个城市,他的老朋友克里托得到消息,天不亮就来到监狱,看见他睡得很香。等他醒来,克里托作最后的努力,劝他逃亡。他举出了种种理由,诸如别人会怪自己不尽力,使自己名誉受污,你遗下孤儿,未尽为父的责任,等等,皆被驳斥。苏格拉底强调,虽然判决是不公正的,但逃亡是毁坏法律,不能以错还错,以恶报恶。

第三十天,行刑的通知下达,若干最亲近的朋友到狱中诀别。克珊西帕抱着小儿子,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看见来人,哭喊起来:“苏格拉底啊,这是你和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苏格拉底马上让克里托找人把她送走。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谈谈那边的事,现在正是时候,也是现在可做的最合适的事。”整篇谈话围绕着死亡主题,大意是——

哲学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训练自己在活着时就保持死的状态,所以最不怕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死无非是灵魂与肉体相脱离,而哲学所追求的正是使灵魂超脱肉体。灵魂不受肉体包括它的欲望和感觉的纠缠,在平静中生存,只用理性追求真理,它的这种状态就叫智慧。不过,活着时灵魂完全超脱肉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得不到纯粹的智慧,唯有死后才能得到。

转述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疑问:上述见解要成立,前提是灵魂不随肉体一同死亡,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死吗?似乎是相信的,他做了种种论证,包括:生死互相转化,灵魂若死灭就不能再转为生;认识即回忆,证明灵魂在出生之前已存在;灵魂占有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有生命,可知灵魂与死不相容。接着他大谈灵魂的修炼,轮回和业报,哲学家的灵魂已经修炼得十分纯洁,因此死后将与天神交往。很难相信这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恐怕多半是柏拉图从东方教义中听来而安在老师头上的。法庭申辩时的一句话透露了苏格拉底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知道死后的情形,大家却怕死,仿佛确知死是最坏境界。我本人绝不害怕和躲避好坏尚不知的境界过于明知是坏的境界。”我们至少可以相信,他是怀着快乐的心情迎接死亡的。人们常把天鹅的绝唱解释为悲歌,他却说,它们是预见到另一个世界的幸福就要来临,所以唱出了生平最欢乐的歌。他的临终谈话正是一曲天鹅的绝唱。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克里托问他:“我们怎么葬你?”他答:“如果你能抓住我,随你怎么葬。”然后对其余人说:“他以为我只是一会儿就要变成尸体的人,还问怎么葬我。喝下了毒药,我就不在这里了。”说完便去洗澡,回来后,遵照狱吏的嘱咐喝下毒药。众人一齐哭了起来,他责备道:“你们这些人真没道理。我把女人都打发走,就为了不让她们做出这等荒谬的事来。”在咽气前,他说了最后一句话:“克里托,别忘了向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一只公鸡。”这颗喜嘲讽的灵魂在脱离他所蔑视的肉体之际,还忍不住要与司肉体治疗的神灵开一个玩笑。

苏格拉底的悲剧就此落下帷幕,柏拉图在剧终致辞:“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的确,不管人们对他的学说作何评价,都不能不承认他为后世树立了人生追求上和人格上的典范。据说在他死后,雅典人忏悔了,给他立了雕像,并且处死了美勒托,驱逐了安尼图斯。也有人指出,所谓惩处了控告者纯属捏造。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让我们记住苏格拉底的遗训,关心自己的灵魂,度一个有价值的人生。